倾听第一线老师的声音

    第一、超教育而言教育。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就教育而谈教育了，必须超越教育而谈教育问题。我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呢？
    去年我和北大的志愿者一起作了一件事：为教育界前辈高仁山先生出文集，建墓立碑。高仁山先生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育系主任，也是中学教育改革的一位先驱。他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左派，参与革命活动，因而成为继李大钊之后第二个被张作霖杀害的先烈，而且他是被押送到菜市口公开问斩的，是北大唯一的一个如此惨烈牺牲的教授。但人们却把他遗忘，几十年无人问津。我们这些北大的教师、学生也是因为偶然的原因，了解到高仁山先生的事迹，深感有愧先烈，经过好几年的努力，才在香山植物园将他迁坟安葬，也借此机会，重新认识他的教育遗产。我因此写有一篇《高仁山先生文集》序言（文章收在今天将要送给诸位的《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的书里），提到他的教育思想有两个要点。一是"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最根本的，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验应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设为前提、条件与保证；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作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很可能是南辕北辙"。二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又必须以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作为依托。因此，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与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高仁山先生后来弃教从政，积极参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并因此而献身，都是抓住了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是真正的教育改革的逻辑之必然，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必然选择与归宿。他的"超教育而言教育"的思想与选择，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和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而且是在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畸形化情况下，单方面进行教育改革。这样的教育改革必然受到未加改革与约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干预，甚至控制，其走向形式化，以至变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像高仁山先生这样，"超教育而言教育"，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实验，是永远不会走上合理的轨道，没有希望的。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在前一次讲话里，我谈到自己大概是从1998年左右介入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以"思想者"的身份与姿态参与，主要是提出自己的教育理念，依据教育理想对现行教育的问题进行尖锐的批判，其主要成果收在《语文教育门外谈》一书中，这样的坚持理想的批判立场，遭来了"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怕"的社会反响。也有教师和朋友善意提醒我，应该更多地结合教学实际，更多地做实事。于是，我对自己的立场作了一个调整，努力追求"思想者与实践者相结合"。于是，我作了两件事，一是把目光转向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为他们服务：编选课外读物，作文本解读；同时，又努力发现"真正的教师"，向他们学习，又总结他们的经验，企图从中形成中国自己的中小学教育学（包括语文教育学）。其次，在退休以后的2004年、2005年我又亲自到中学去开设"鲁迅作品选读"课，直接参与中学教育实践。这样的努力的成果，主要收在我的六本书里，即《我的教师梦》《做教师真难真好》《钱理群语文教育新编》《钱理群中学讲鲁迅》《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但正是在和第一线教师的接触和我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在现行的中国中学教育体制下，应试教育之外的任何教育都很难进入校园。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我前面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经济改革的变形。我突然发现，我在中国现行的也已经变了质的教育改革中，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于是，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参与，必须有新的选择，即"超教育而言教育"。熟悉我的朋友早就注意到，这些年我已经把主要精力，转向现代民间思想史、共和国史和毛泽东的研究。这样的重心转移，固然主要是出于我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兴趣，但也是为了要从更大的范围、更深层次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究。这方面的成果已经有《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知我者为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等书。
    这里要和诸位交谈的，是我的一个研究心得。在讨论教育和其他中国问题时，人们通常说这是体制问题。现在正应该追问：这是什么样的体制，这样的体制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和我们教育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弄清楚了，就可以回答我们教育当中很多根本性的问题。